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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千裡：北大一英文教員為西方偽史站臺，臟話罵街失態 ——自封古典學專傢，罵反對者蠢貨無賴
原標題：朝千裡：北大一英文教員為西方偽史站臺，臟話罵街失態 ——自封古典學專傢，罵反對者蠢貨無賴
朝千裡：北大一英文教員為西方偽史站臺，臟話罵街失態
——自封古典學專傢，罵反對者蠢貨無賴
北大未名湖
【提 要】
高峰楓在主張自己的見解時，采用“學術流氓”，“學術無賴”，“蠢貨”，“偽學者”等人身攻擊的字眼來辱罵其前輩學者。何新是中國的著名學者，這位年紀輕輕的英語系教師，對前輩學者瞭無尊敬倒也罷瞭，居然不惜觸犯法律底線（人身攻擊），說輕一點是無知無畏無道德，說嚴肅一點就是，無法無天無底線。不僅有失風度，而且涉嫌違法。
該文作者如果真是北大英文系主任，則不僅為北大丟臉，而且不得不令人對北大的學風教育擔憂……
最近，有人翻出據說是北京大學英語系教師3年前在網上的一篇討伐義和團（學術義和團）的舊文，並拿出幾頂帽子，扣在幾位對西方中心論進行批判的學者頭上，這件事十分滑稽。
這位給別人扣帽者，以為在網上發言可以無知無畏，不知道在網上說話也是要負責的，討論問題可以，有利說理，有不同意見可以平等討論，無可厚非。
這位英語教師果真受過“古典學”的訓練嗎？
這篇文章說：“作者是北大英文系主任，對於西方古典學術史和文獻學非常稔熟”，實際上，正如該文指責質疑西方偽史的幾位作者所提出的“缺乏專業的訓練”標準一樣，這個“英文系主任”的頭銜並不能證明自己受到過“歐洲古典學”方面專業訓練的；以為是教英文的，就懂得古典學，拿歐洲的“古典學”專業標準來衡量，實際上得不到承認。在20世紀初在古典學中流行這樣一句話：“不懂德文就不能研究古希臘”，英文畢竟不是德文。
這位作者真懂英文嗎？
另外，我們不知道這位英語教師對英文究竟有多少認識？
這位英語教師知不知道，英文的雅言來自中國呢？實際上，要想對英文有真正的認識，首先必須對漢語有真正的瞭解，因為英文在形成書面語言的過程中，大量吸收漢語的雅言，才形成瞭書面語言，因此應該這樣說：“不懂漢語有不能瞭解英文”。進而還信貸利率最低銀行可以問一句，這位英語教師真的懂漢語嗎？現在的答案是，未經驗證，暫時存疑。
懂德文就能夠解明“古希臘”的歷史嗎？
話又說回來瞭，德文書面語的形成在16世紀以後，與所宣稱的古希臘文明相差兩千餘年，懂得德文如何足以瞭解德文產生兩千年台北代辦信用貸款前的“古希臘歷史”呢？德文又是什麼呢？經典作傢說，16世紀之前的德文是30年未打掃的牛糞圈，臭不可聞。歷史學傢說，17世紀用德文表述哲學，聞所未聞。
18世紀後半葉德國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於這種“古希臘”概念，一時間在西方有瞭“不懂德語就不能研究古希臘”之說。實際上這正是西方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伴生物和西歐中心論的典型表現。
原來，偽造古希臘的大本營在德國，19世紀出籠瞭大批德文偽古史著作，才有瞭“不懂德文就不能研究古希臘”的標準。這件事本身就是古希臘出於偽造的最好證明。
德國是虛構古希臘文明的大本營
徳語在近代之初盡是骯臟、粗話，但在兩個世紀之後，竟然形成“不懂德文就不懂得古希臘”的學統，這說明什麼？實際上，德文和虛構古希臘的成型，主要發生在18-19世紀的德國。
在18世紀下半期，德國的民粹學者嫉妒法國的“中國熱”（中國文化啟蒙歐洲）；他們硬要“另立中心”，並且遷怒於中國。由此，德國民粹派就把前不久，由神職學者虛構、又被啟蒙運動拋棄的“古希臘”，修復刨光。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如此德國浪漫主義運動——塑造希臘、近代哲學和歐洲中心，旨在否定中國、卻又剽竊中國文化；而在其中，被共濟會派往東方的文化間諜（斯威登保）則起著關鍵作用。[詳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為什麼德文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鳥槍換炮”， 並且勝任於偽造“古典”？
西方諸語言襲用中國雅言形成書面語言
原來是中國促進瞭西方各國文字的形成！對此，由於受到西方中心論的誤導，知道真相的人們很少，恐怕像高峰楓這樣的留洋博士也未必瞭解。
17世紀時，在印刷術普及和耶穌會士介紹中國的背景下，歐西文字群起而林立；但因都是方言土語，“溝通危機”導致瞭普遍沖突。當此之際，西方精英——包括培根、洛克和萊佈尼茨——都主張，以漢語為榜樣進行語言改革。
西方先是“崇神棄人”，再是“有俗無雅”，因而缺少“人的共通”，所以不能自己產生“通用語言”（雅言）。
多位西方教授揭示：成長最快的英語主要是通過吸收“中國雅言”（高深高雅的概念），而晉升為民族性和國際性的通用語言（文字）的。
這段所述內容，是諸玄識先生長期深入西方學術腹地，獨立潛心研究地發現。建議各位讀讀他最近剛剛出版的大作——《虛構的西方文明史》。由於近水樓臺的緣故，我有幸先睹為快，瞭解到諸玄識先生的著作印證瞭非常豐富的西方原始文獻，觀察敏銳，思維縝密，論證嚴謹，實事求是，所得出的結論令人信服。
不懂“漢字”就難以徹底揭穿“古希臘”之偽
當代意大利著名古典歷史學傢莫米利亞諾說，在他年輕時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裡，人們普遍認為不懂“德語”就不能學習古希臘歷史；我們似乎可以補充一句：不懂“漢字”就難以徹底揭露“古希臘”之偽。為什麼這麼說呢？
歐洲的各種“書面語言”隻是一種拼音紀錄，以“漢字”為坐標進行對比的話，“文字”必須具有形、音、義三個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歐洲諸語言隻是不同的“語音紀錄”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嚴格說來“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人類先有語言、後出現文字，迄今為止，隻是一部分民族進入瞭有文字階段；有些民族則通過字母對語音進行紀錄、形成瞭“書面語言”。記載《舊約》、《新約》的希伯來語、拉丁語及希臘語就是這種“書面語言”。
“漢字”由於具有“字形”的特點，並且自漢代以來就有編撰大型字典、辭典的傳統，有綿延不斷的訓詁學傳統；因而可以在時間跨度幾千年、地域跨度上萬裡的范圍內進行傳播，發生歧義的機會較少。
對於記錄語音的“書面語言”而言，因沒有“字形”，缺乏“望文生義”的功用，隻能“音中尋義”，加以因其跨種族、跨地域、跨時代的特點，其穩定性與傳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書面語言”由於沒有“字形”，因而要準確傳達其語言的含義，就需要大量的“定義”和“概念”限定詞義，這樣就離不開詞典。而希臘古文字學起步甚晚，以伯爾那?孟福孔《希臘古文字學》問世為標志，希臘古文字學首創者於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詞典的條件下，要想準確地傳達“古希臘語”拼音詞句的含義幾乎不可能。
舉例來說，在有瞭紙張之後、十五世紀英語在其形成過程中，不同英語方言之間相互間看不懂對方寫在紙面上“詞句”的含義。其他歐洲諸語言也都一樣。因而，某種拼音文字語言，在跨種族、跨地域、上千年時間條件下可以被傳承，無疑是一種神話。
古詩雲：“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由於沒有對真正的“文字”承載文獻功能的切身體會，因而對於十五世紀前後在歐洲被大量“炮制”出來的所謂“古文獻”缺乏一個參照物，就難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盤造假”的事實，或者甚至反過來懷疑起瞭中國古代文獻的真實性。
現代西方學者陶醉在從十九世紀開始出版的各種有關“古典學”及“東方學”浩如煙海的著作之中，單舉19世紀有關“近東”的著作，就有6萬本之多。[參看傑拉德·德朗提《歐洲的誕生：神話·理念·現實》中譯本第142頁，臺灣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8月]
而西方“古典學”方面著作的數量一定大大台南銀行個人信貸多於西方的“東方學”著作之數量。然而，“19世紀的史學傢們所討論的絕大多數問題，大多數是在18世紀設定的框架中進行。”[晏紹祥《古典歷史研究史》上冊第72-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問題不在“古典學”著作數量的多少，而在於其原始資料是“真”是“偽”；原始資料“既偽”，建立在“偽史料”基礎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滾雪球一般、滾得越大就離“真”越遠。
認識瞭漢字，並通過漢字瞭解中國歷史，瞭解中國從甲骨文、金文、竹簡帛書、刻石文字、宣紙麻紙的書寫材料載體，瞭解中國歷代的史官制度，瞭解各種文體：經疏註釋、諸子百傢、詩詞歌賦、駢文散文、箴銘頌贊、論說詔策、章表記序等，瞭解瞭中國有各種類書、叢書，如《太平禦覽》、《古今圖書集成》、《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道藏》、《佛藏》等，瞭解瞭中國有歷代經籍志、藝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錄，有版本校勘之學，字體有真草隸篆等等，數不勝數的古文獻產生與傳承的諸多條件。瞭解瞭這些中國文獻學常識之後，依此為參照系，拿來去與西方所謂的“古典文獻”對比一番，就容易發現原來在西方、這些古文獻賴以存在的條件一概沒有，既沒有文字的演變歷史，沒有歷史文獻制度，也沒有文獻的載體，有的隻是從西亞、北非借來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尋繹那些所謂西方“古文獻”的來歷，就會發現那不過像是在捕捉一個語音現象中的虛幻泡影。
黑格爾不懂中文、何以對中國歷史下定論？
不僅如此，德國人黑格爾一方面順著西方傳教士帶回歐洲的中國信息，承認中國幅員廣大、歷史悠久、人口眾多，並對中國的孝道、政治體制及平等思想大加贊美，然而通過他的神辯法，對中國文化進行瞭徹底的否定。說倏忽凋謝的薔薇優於永存的高山！薔薇指古希臘，高山指中國。用這樣的神辯法，一句話就否定瞭中國歷史。
那麼，黑格爾真的瞭解中國嗎？不可能。原因很簡單，黑格爾關於中國的知識，來源於傳教士所翻譯的中文文獻的片段，其中他所倚重的一部作品是亞培·累睦紮所翻譯的明代小說《玉嬌梨》。[[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中譯本第131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9月]黑格爾沒來過中國，既不懂中文，也沒有接觸過中國人。這位西方中心論的大師就是這樣抹黑中國的。[見《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前言。]
三年前舊文〈“學術義和團”的勝利〉的新炒作
這位給別人扣帽者，翻出三年前那位英文教師的舊文章，試圖混淆視聽。這篇三年前的舊文章提出瞭什麼有價值的見解嗎？完全沒有。該文對何新著作提出質疑的三個小標題是：?荷馬史詩是偽造的嗎？亞裡士多德也是偽造的？“學術義和團”的焦慮。對此，我們略作辨析。前兩個屬於學術性的問題，第三個屬於立場性的問題。
第一個標題——“荷馬史詩是偽造的嗎？”
這個，從“荷馬史詩”登場一開始，西方就不斷有學者提出質疑。如有德國學者指出，“荷馬史詩”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人造語言，不屬於自然語言。這種人造語言不可能出現在中國紙張傳到歐洲之前。
第二個標題——“亞裡士多德也是偽造的？”
在亞裡士多德作品出籠之際（15-17世紀間），當時人們都知道那不是真的，甚至到瞭19世紀，連西方中心論的祖師爺都不敢說自己相信亞裡士多德著作是真的。黑格爾說：“至於亞裡士多德的原稿的命運，從傳說看來，似乎我們實在不可能或者極少希望得到瞭他真正的不被損壞的著作，對於它們的真實性懷疑一定會發生，而且我們還應該很驚奇，看到它們還很像現在這樣流傳到我們。”[[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中譯本第2卷第278頁，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1版]
20世紀美國著名科技史傢喬治?薩頓也不相信。“這些著作是可信的嗎？這個問題比它初看上去更復雜一些，……如果問題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創作者---每一篇是由誰寫的，那麼，由亞裡士多德本人寫的大概很少。”[[美]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第597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21世紀的美國史學傢更不相信。“文藝復興與‘科學’的關系是荒謬的。人文主義者收集各種古典文獻，……也有亞裡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們用近乎對待神明的態度對待這些文獻，認為它們在權威性和準確性上近乎《聖經》。他們的批判能力沒有用來驗證這些文獻或古典作傢的真實性，而是用來構築該文獻的權威版本。”[[美]羅賓?W溫克、L.P.汪德爾《牛津歐洲史》中譯本第1卷第117頁，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4月第1版]
對於來自西方的這些懷疑視而不見，對於何新提出的質疑，這位英文教師就急於出來大加呵斥，令人費解。
該英文教師使用偽史料做證據
這位英文教師批駁何新《希臘偽史考》所使用的論據主要是“出土”的莎草紙，“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紙草寫本中（區別於公文、文書類），以荷馬史詩的殘片數量為最多”。
然而，這些所謂的“出土”的莎草紙古典文獻，絕大部分都是偽造的。或者毋寧說，莎草紙是西方中心論虛構歷史偽造證據的重要媒介之一。
美國造紙專傢的鑒定：“莎草紙”不是紙
“美國造紙專傢兼紙史傢亨特到現場考察瞭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後，得出正確的結論是，這三者在技術上是屬於同一范疇，雖然均可作書寫材料，但沒有一個可謂之為真正的紙。”[同上第45頁]
「莎草片」（papyrus），將這個西方詞譯成「莎草紙」同樣是不恰當的，因為它也不是紙。”[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從加工流程來看，“莎草片”沒有任何蒸餾、化合的過程，隻是簡單的台中個人信用貸款比較進行整形處理，還是“草”本來的形態。
“紙莎草紙的傳統制法是:首先剝去紙莎草的綠色外皮，留下髓部，並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幾天，撈出後用木槌敲打，壓去水分，重復多次，把薄片兩端切齊，一條條橫向並排鋪開，然後在上面縱向排開，並用石塊壓緊，擠出糖質貓液，使草片相互貓結起來。晾幹以後，用象牙或者貝殼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瞭紙莎草紙。”[孫寶國、郭丹彤《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歷史影響》，載《史學集刊》2005年7月第3期。詳見《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前言。]
“莎草片”——偽造歷史的工具
“莎草片”開始出現大約在拿破侖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後、即相當於蒙森晚年時代；在此之前，整個西方學術界並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爾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沒有莎草紙的蹤影。在此之前，說到“紙台南個人信貸利率比較”就是“中國紙”、以及將“羊皮片”混同為“紙”的概念，稱之為“羊皮卷”。
無論是1793年“紙草文獻”現身赫庫蘭尼姆[[德]維拉莫威茲《古典學的歷史》中譯本第1版第130頁，三聯書店2008年6月]，還是古羅馬時涉及“莎草紙”制作方法的文獻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後世所偽造。曾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裡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偽莎草紙文獻”的西方學者之一。[炮制所謂亞裡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第三個標題——“學術義和團”的焦慮
在這裡，暴露瞭問題的實質。這位英文教師用“學術義和團”來稱謂懷疑西方偽造歷史的學者，這就很說明問題。這完全是在為西方中心論站隊，在“學術八國聯軍”（西方中心論）與“學術義和團”之間選擇立場，站到瞭“八國聯軍”（西方中心論）的一邊。
發言不僅有失風度
在主張自己的見解時，針對討論問題的對方采用“學術流氓”，“學術無賴”，“蠢貨”，“偽學者”等人身攻擊的字眼是違法行為。那位英文教師對於學術界前輩不尊重，出言不遜到也罷瞭，何新先生是新中國的著名學者，對中國的學術事業做出瞭有目共睹的貢獻，這個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
而這位給別人扣帽者，不懂得對前輩學者尊敬（缺乏道德）倒也罷瞭，居然不惜觸犯法律底線（人身攻擊），說輕一點是無知無畏無道德，說嚴肅一點就是，無法無天無底線。不僅沒有風度，而且涉嫌違法。
該文如果是別人冒名所為，則另當別論；如果屬於該北大英文教師授意所寫，則不僅為北大丟臉，而且不得不令人對北大的英文教育擔憂……
【附錄】
【敘拉古之惑按】
在八十年代那種缺乏學術規范和思想深度的文化熱潮中紅極一時的何新，現在的知識思想生產，早已不復當年程咬金的沖擊力，與其用任何“傢”的學術頭銜稱呼他，我更願意稱之為“學術流氓”，“學術無賴”，假若他那點可憐可笑可恥的東西還能被視為學術的話。
事實上，何新的知識結構是沒有任何資格對希臘古史做辨析的，他書中所故意曲解或者偏頗采納二手研究結論的態度，以至於讓我生出一種宋鴻兵先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歷史學傢的錯覺。遺憾的是，在當下一個浮躁的文化氛圍之下，諸如此類無知但是大日炎炎的蠢貨猶如過江之鯽，無獨有偶，還有一個不通英文，但是敢於寫出《虛構的古希臘文明》的董並生先生，諸玄識先生的《虛構的西方文明史》以及生民無疆先生的《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
就我個人草草的拜讀以上諸位偽學者的研究，我有如下感受：
1.論戰意識明顯。顯然這幾位朋友都是多年混跡於歷史論壇的發燒友，有著強烈的論戰情緒，文章中都設定有明確的觀點針對性。這種級別的辯論，往往是對於一些最初級的歷史觀點之爭，比如有沒有夏朝，四大發明，四大文明古國之類的低級話題。雖然我認為這種辯論質疑在一個論戰語境中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一旦這種文章拿來出來出版，就顯得low瞭。
2.缺乏專業的訓練。我並不否認他們的閱讀很廣泛的西方著作，隻不過自己缺乏辨析能力，文章中往往堆砌一大堆訴諸於權威的辯論謬誤。這些作者中不乏多人是完全沒有英文閱讀能力的，也就是意味著作者是自絕於西方古典學研究最前沿的，有的僅僅是基於一些被翻譯成中文的著作中，對於有利於自己觀點，進行尋章摘句的本事。
這些作者憑借著一腔愛國熱情，在那裡從事學術地溝油的生產。令我在生出鄙夷之色的同時又忍不住捧腹大笑，所以，到最後，我也都沒有想明白，這樣的作品我到底是喜歡還是厭惡。本來，我打算轉發一下這篇文章。並附上自己的導論也就算瞭，後來我覺得意猶未盡，那好吧，那索性寫篇正兒八經的文章扒皮，敬請留意。
本文作者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對於西方古典學術史和文獻學非常稔熟，也算是正本清源的駁斥。
高峰楓："學術義和團"的勝利
新近出版的《希臘偽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匯編。博客是自傢的後花園，栽花，種草，吊嗓子，發牢騷，總歸是個直抒胸臆的地方。學術型、研究型的博客偶然能見到，但大多人是不會以嚴謹的態度來經之營之的。這部“博文”集也不例外。書中到處可見飽滿的情緒和昂揚的鬥志，所缺的是細密的分析和連貫的論證。標題中空懸一個“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讓人誤以為作者下瞭考辨、考證的真功夫。但稍讀幾頁，就會發現，作者的“研究”，大約不出上網、查維基百科、摘抄百科全書的范圍。把道聽途說來的零星資訊塑成令人駭怪的觀點，把幾十篇單薄的博文粘貼成一個超長的文檔，然後再找人印出來，一本書就這樣誕生瞭。
書的寫成，是很輕易的，但書中所涉及的話題卻極其重大。按市價估算，養活四五個社科重大項目，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在序言第一頁，作者就激動地宣告，古希臘歷史完全是西方人憑空捏造出來的，古希臘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偽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說，西方文明的根基不僅是虛浮的，而且壓根兒就不存在。這個驚人的發現，足以讓義和團情結尚存的人們心馳神醉、血脈賁張。
按常理，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如此大膽的假設，再小心的論證也不為過。很多擅長經營宏大敘事者，在拋出高見之時，多少也要忸怩作態，拼湊些材料，完成學界幾套規定動作，好交差瞭事。但《希臘偽史考》的作者卻十分的特立獨行，他連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實也是無力做），隻負責把聳人聽聞的觀點，怒吼給我們聽。比如，作者說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創作瞭荷馬史詩”（第23頁），而且背後的黑手是共濟會。但是證據何在？杜撰就是生編硬造，彼得拉克可有這樣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國派駐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將一部希臘文的《伊利亞特》贈給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馬史詩，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詩人在欣喜之餘，卻又感覺無比沮喪——因為他不通希臘文。在當年的書信中，彼得拉克說，自己雖然熱切盼望能聽到荷馬的原聲，但可惜手中的荷馬“喑啞不能言”（mutus）。寶藏近在咫尺，但是卻沒有解鎖的鑰匙，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學術史上。一個讀不懂希臘文、手捧荷馬史詩而望洋興嘆的人，如何能“杜撰”出兩萬多行的希臘文詩句？
再看所謂“再創作”。作者提到皮拉圖（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議，將兩部荷馬史詩譯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潤色。作者說皮拉圖和薄伽丘“不僅是重要的抄本發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創作者”（第23頁）。但是“再創作”究竟指的是什麼，始終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說二人在翻譯過程中對荷馬的原文上下其手，夾帶私貨，用自編的新故事代替瞭荷馬的舊傳說。按說這算是一個重大指控，等於說，原本成型於周代的古書，一下子降格成瞭元明之際的偽作。可是證據何在呢？翻遍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書，也找不到一絲證據。但一無證據，二無分析，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圖拉和薄伽丘作偽。而他所能依據的，自然還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膽識。
沒有受過專門學術訓練，稍微一碰具體細節，就不免出錯。比如，作者要證明皮拉圖和薄伽丘篡改、偽造瞭荷馬史詩，使得劣幣驅逐瞭良幣，於是便極力抬高這個拉丁譯本的地位：“以後這個拉丁譯本就被作為荷馬史詩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轉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於現在中國人頂禮膜拜的荷馬史詩則已經是經過第四道的中文翻譯……”（第31頁）這個相當粗糙的拉丁文翻譯，竟被作者當成瞭一座獨木橋，好像後世歐洲各國的譯者舍此便沒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們看看西方近代幾個著名的譯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譯本，達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個譯者還會捧著這個十四世紀的拉丁譯本不放呢？至於說中譯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義，難道作者竟會以為羅念生、王煥生的譯本是從英文本轉譯的？
這部三百多頁的灌水書，僅憑個人好惡和臆測，便隨意給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種罪名。古人已死，不會從地底下爬上來，和活人對簿公堂。這時誣枉古人，毫無壓力，也毫無風險。作者在書中像念咒一樣，反復高喊這樣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瞭。但是謬誤重復一千次，並不自動蛻變成真理。作者處理問題的隨意和輕慢，也並不說明他的觀點不值一駁。看在書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較一較真兒，還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荷馬史詩是偽造的嗎？
作者和荷馬史詩最過不去，車軲轆話說瞭一大摞，反復說這兩部口傳史詩不是信史，還搬來十九世紀德國和英國史學傢以為佐證。可問題是，誰說過《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信史”呢？誰會相信《伊利亞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頂上豪放地男歡女愛？誰又相信《奧德賽》卷十一中，奧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遊？不要說十八世紀之後，就是未受啟蒙洗禮的古人，都你追我趕、忙不迭地質疑這些神話。前蘇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後來的柏拉圖，雖都對荷馬作道德鞭撻，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這些故事為實錄。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瞭，希臘教父對荷馬的詛咒和詈罵還言猶在耳（試讀一下Tatian）。作者先把無人相信的理論扣在所有人身上，說西方人和中國人都把誇誕的史詩當作瞭上古史，然後再義正詞嚴地予以駁斥，這樣的勝利也未免太過輕巧瞭吧。
荷馬史詩是否偽造，隻要讀讀版本流傳、校勘的簡史，就不難弄明白。如果嫌這些文獻學的書太過專業，還有一種省事的辦法，就是看看考古發現。作者忿然道：“有誰來給我說一說？”我倒是可以請出一位證人，那就是在埃及發現的古代紙草文獻（papyri）。這些文物從十九世紀開始陸續出土，既有殘篇斷簡，也有篇幅較長的紙草卷子。其中有平頭百姓過日子需要寫的借條、契約、往來書信，有學生的習字帖，也有識文斷字的人抄錄的高雅文學。單單在著名的奧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紙草殘片和卷子就出土瞭數千件之多。這些外觀破爛不堪的歷史遺物，足以給作者上一課瞭。
目前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紙草寫本中（區別於公文、文書類），以荷馬史詩的殘片數量為最多。我們先用數字來說話。紙草學領域，過去有一部常用的工具書，是Roger A. Pack編輯的《希臘-羅馬時代埃及的希臘文、拉丁文典籍寫本編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第二版，1965年，以下簡稱《編目》）。編者將謄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紙草寫本，按照古典作傢的姓名和所抄寫文本的章節數，全部羅列出來，並加以編號。所以學者提到某件紙草殘篇，往往會註出Pack這部書中的序號。《編目》中著錄的有名有姓的希臘作傢，共占七十五頁（16-90頁），著錄的寫本共計一千五百六十六件。這其中，抄錄有荷馬史詩的寫本就占瞭二十一頁（49-69頁），共計六百零五件（編號552-1156），占到寫本總數的五分之二。這還隻是截止到1965年的情況。英國古文書學專傢特納在《希臘紙草》一書中（E. G. Turner, Greek Papyri，第二版，牛津，1980年），說當時已經編輯過的荷馬史詩古抄本和殘篇已有六百五十件之多，這個數字肯定在持續增長。這些紙草寫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學者定在公元二世紀，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紀。這可以說明在古代晚期，荷馬史詩在埃及一地是廣受歡迎的。
這些古代寫本，大多是殘篇，隻保留下幾行、甚至幾個字。但是古文獻的專傢憑借哪怕幾個字母，都可以確定書手抄錄的是荷馬史詩哪幾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對完整、抄有大段詩行的寫本。比如，英國人佩特裡（William Flinders Petrie）於1888年在埃及哈瓦拉（Hawara）一處墓穴中，發現瞭荷馬史詩的紙草殘卷，現保存於牛津的“飽蠹樓”。在Pack《編目》中，殘卷的編號為616，抄寫的年代定在二世紀，學界有時簡稱為“Hawara Homer”。雖是殘卷，但從保存較完好的部分，不難看出原本抄錄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亞特》第二卷全文。這個殘卷的最後一頁，止於史詩卷二最後一行（第877行），書手在卷末還寫有“《伊利亞特》卷二”字樣，甚至還有校對者校讀過後所加的記號。
另有幾件保存相對完好的荷馬史詩寫本，值得介紹。我們隻需翻翻一部出版於1891年的老書，就會有更詳細的瞭解。之所以引這本老書，是因為如今網上下載非常容易，讀者可自行查對。這本書標題是《大英博物館藏古代典籍紙草寫本》（Classical Texts from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編輯者是凱尼恩（Frederic G. Kenyon，1863-1952）。凱尼恩於1909年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知名的英國古文字學傢。所著《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一書，已有極好的中譯本，譯者蘇傑對他的生平有詳細的介紹。編輯這本書時，凱尼恩還是寫本部的助理，他將當時尚未披露的幾部館藏紙草寫本做瞭詳細的介紹，其中就列出瞭四件荷馬史詩寫本。比如，當時所知最長的荷馬史詩寫本（大英博物館編號為126，Pack編號為634），是由英國人A. C. Harris於1854年在埃及發現的。這個寫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冊子（codex），共九頁，每頁對折，左上角裝訂的穿孔仍在。書手謄抄的是《伊利亞特》，始於第二卷101行，終於第四卷第40行。雖然卷二中，希臘和特洛伊英雄登臺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瞭三百行，但隻看抄在紙草頁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來超過一千行。肯尼恩將這個寫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紀之間（詳第81-92頁），但後來也有學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紀。肯尼恩討論的最後一部寫本（大英博物館編號128， Pack《編目》中編號為 998）是《伊利亞特》最後兩卷，共保留瞭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餘行。就是說，這個寫本為我們提供瞭古代晚期在民間傳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馬史詩。
《希臘偽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馬史詩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偽作”嗎？在立說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調研。如果想腳踏實地，甚至可以到現今的大英圖書館訪一訪這些卷子。若不明紙草文獻的貢獻，便沒有資格對荷馬史詩的傳抄說三道四。當然，作者還可以祭出“陰謀論”這件法寶，誰也無權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測：由共濟會資助的造偽高手，先雇人、雇船遠赴埃及，購得生產紙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給出的步驟，加工出從十一世紀以來就已不見於歐洲的紙草；然後，將編造出的史詩文本秘密抄錄於其上，並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後，再花錢雇人、雇船，千裡迢迢，重返埃及，覓得幾處窮鄉僻壤，選擇月黑風高夜，將整批贗品深埋於地下，並巧設標記，以為誘餌，吸引四百年後一群頭腦簡單的英國人來發掘整理。這就如同當年康有為所論，劉歆為輔佐王莽篡漢，不僅於古書多所羼亂，還私鑄鐘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後世。作者若能以康南海為榜樣，揪出共濟會裡的劉歆，以自圓其說，倒是一個更加新穎、更加刺激的假說。
亞裡士多德也是偽造的？
《希臘偽史考》的作者豪氣幹雲，雖缺乏專業知識，卻準備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學問的大廈，打一個學術上的翻身仗。他不是質疑某部古代典籍，而是想一窩端，將全部希臘古書斥為偽作。按說這樣的全稱判斷最容易推翻，隻要隨便找出一個特例，作者驚悚的論斷就不攻自破瞭。上一節中，我找來紙草寫本這樣一位啞巴證人，證明荷馬史詩的傳抄淵源有自。但作者除瞭荷馬之後，對亞裡士多德也是揪著不放，所以這裡隻好再費些唇舌，在紙草文獻之外，說說亞氏著作的流傳。
為證明亞裡士多德“隻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傳疑人物”（125頁），作者引用瞭中文版《亞裡士多德全集》主編苗力田的綜述。苗力田撮述西方學者的論點，介紹瞭亞氏著作在早期的傳抄和編輯。這個過程一波三折，很有些撲朔迷離，但苗教授並未遽然下判斷，將亞氏所有撰述均斥為偽造（否則翻譯中文版全集，意義何在？）。《希臘偽史考》的作者卻拿著雞毛當令箭，從苗教授存疑的口吻，一下子飛躍到取消亞裡士多德的歷史存在。為更好說明，我先簡要追述一下這件事的原委。由於其中涉及的人物眾多，所以無關緊要的人名我就先略去。這段故事的來源，是希臘地理學傢斯特雷波（Strabo，約公元前63-21年）。在其《地理志》一書中（13. 1. 54），提到亞氏辭世時，將其藏書（應當包括自己的撰述和札記）和主持的學園托付給弟子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繼承。此人死後，亞氏的藏書就被人帶到小亞細亞的Troad。由於接手這批藏書的人不事學問，所以隻胡亂散放在傢中。後來，帕伽瑪（Pergamum）國王為建圖書館，廣搜天下圖籍，這傢的後人怕藏書被官傢征走，就把這批書埋於地下。這樣一來，書籍不免受潮，又被蟲蛀，所以嚴重受損。再後來，這傢後人將書高價賣給雅典的藏書傢Apellion。此人試圖修補，將稿本謄抄在新卷之上，但傳寫中間，文字上不免又增瞭更多的訛誤。後來，羅馬執政官蘇拉（Sulla，就是平定斯巴達克斯起義的主將）於公元前86年攻克雅典，將這批藏書據為己有，並運至羅馬。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蘇拉列傳》中又記，最後是逍遙派一位學者安德羅尼庫斯（Andronicus of Rhodes）得到抄本，編定目錄，並公之於眾。以上就是這段故事的梗概。
討論如此專業的問題，需要求助於專業人士。專治亞裡士多德的學者喬納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曾撰一篇長文，題為“Roman Aristotle”（載於他主編的論文集Philosophia Togata II，牛津，1997年）。巴恩斯對於上面這一段古代記載，做瞭窮盡的考證。學界一般認為，最後在羅馬編定亞氏著作的安德羅尼庫斯，做瞭大量校勘、編輯的工作，在歷史上首次推出亞氏著作的定本，並直接導致瞭逍遙派學說在羅馬的全面復興。巴恩斯卻證明，這位亞裡士多德的大功臣，其實遠稱不上亞氏著述校勘整理的鼻祖。他的工作很可能隻是簡單的修修補補（加標題、分章節、疏通文句），而不是對勘不同抄本，然後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校讎。和我們眼前這個話題相關的是，巴恩斯在文中梳理瞭西塞羅的全部作品，確定瞭西塞羅對亞裡士多德哲學究竟有何瞭解、熟悉到何種程度（46-59頁），從而證明瞭在安德羅尼庫斯開始著手整理亞氏著作之前，亞裡士多德的重要著作已經通過其他渠道流傳於學者中間，大傢不必非要等到羅馬版的《亞裡士多德全集》問世。
如果《希臘偽史考》的作者想證明亞氏作品全是偽造，那麼他也需要同時證明，現存拉丁文一切典籍中對亞氏的引用、總結、撮述也全是被西方的“劉歆”們陰謀羼入的。希臘和羅馬血肉相連，牽一發而動全身。誰要想將希臘梟首，也必須要砍羅馬的頭。所以，我建議作者為證成己說，不妨采用更簡單、更兇猛的做法，就是幹脆宣佈所有拉丁文獻也是偽作。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斬盡殺絕，從而將西方古代所有載籍夷為平地，變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凈。到那時，再妄誕的理論都不愁沒有立足的空間。
“學術義和團”的焦慮
這本書拉拉雜雜，囉裡囉嗦，但其獨到之處可歸納為兩點：把西方古典傳統批倒批臭，再踏上一萬隻腳，這就是《希臘偽史考》的主題；不拿證據，不講道理，這就是這本書的方法。
書中有一篇一頁半的博文，題為“疑古不要隻疑中國”，可算是對作者的創作心理最好的詮釋。作者以為，既然顧頡剛可以懷疑中國古史和古籍，那我們為何不能懷疑西洋古史和古籍呢？“無腦一族的不少中國精英隻會懷疑中國古史的一切，對矛盾百出千奇百怪的希臘偽史則始終深信不疑”（79頁）。因為不滿國人對自傢歷史的懷疑，於是在缺少任何知識儲備的情況下，就硬要去懷疑西人的古史，這多少有點像是小孩子賭氣。作者仿佛說：你們自甘墮落，抬高西方，那我就要把西方毀給你們看！這樣可愛的憤怒好像是作者主要的精神動力。所以，作者要“通過疑洋人之古而顛覆西化精英們創造的迷信，是老頑童閑暇之一樂”（97頁）。作此書的目的，“不為其他，隻為找尋真相，戲弄西化精英並博智者一笑。也讓西人知道中國人還並非皆屬無腦一族”（101頁）。這“一笑”和“一樂”，說明作者很戲謔、很歡樂，但是要真想讓西人知道國人並非“無腦”，這本書隻能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對西方學術宣告勝利，有兩法。一種是深入西方學術腹地，然後以嚴謹的學術、充足的證據、理性的語言，將人傢批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讓老外輸得心服口服，不得再藐視我天朝上國。這件工作，若假以時日，不見得就沒人能完成。這是笨辦法，也是講理的辦法。還有一種巧勝法，便是作者的招式：不看書，不學習，不和人傢真正過招，將臆造的理論如同符咒般念動上千次，然後直接宣佈自己的勝利。這樣的勝利來得太容易，自然也很廉價，它拼的不是學識和學力，而是膽量和張狂。指望畢其功於一役，又沒有練得硬功夫，便隻有在新時代活學活用精神勝利法瞭。
何新先生堅定地認為，西方偽造希臘歷史的幕後黑手是共濟會，而且這個“境外勢力”已早早幹預瞭我國內政。可憐的胡適，被作者冊封為“共濟會的中國門徒”（96頁）。據作者稱，這位胡骨幹發展瞭他的下線顧頡剛，策劃並制造瞭“古史辨”運動，否定瞭中國的上古史，沉重打擊瞭國人的自尊自信。如此精彩的故事，想必會引來小說傢的註意。但是，我還是執拗地想再問一句：證據何在？如何證明胡適是共濟會中國分舵的堂主呢？共濟會給他的委任狀也罷，派遣證也罷，密電碼也罷，好歹也應舉出一兩樣證據，以作為呈堂證供。可惜我們的作者永遠在指控，卻永遠不能舉證。
《希臘偽史考》的論點，因為沒有任何論證，所以連荒謬都說不上。書中暴露出的，不僅僅是無知，還有更驚人的狂妄和虛矯。面對這樣一部蠻不講理的書，其中數不清的車軲轆話、專業知識的硬傷、西文拼寫錯誤、邏輯不通、排印錯誤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計瞭。但有一處，最後還是想提出來說一說。從正文第一頁開始，一直到最後一頁，所有“印度”、“印歐”之“印”字，都被一神秘記號取代。這個字，字典中不收，連“字”都稱不上，恐怕隻能稱為“符”。它是左右結構，左邊是一小橫，右邊是偏旁“卩”。這個“符”反復出現，貫穿全書，賦予這部毫無結構可言的隨感集一種獨特的連貫性。連“印刷”的“印”字都印錯瞭上百次的書，居然還能印行，這實在令人稱奇。不知道這又是哪個秘密幫會在作怪。
來源：敘拉古之惑公眾號
（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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